每逢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天津地方媒体在介绍党在津的第二条战线时，都会提到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简称津委会)创办《中国新闻》的情况。而时任该报社长的，正是民革天津地方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张树德。作为民革天津地方组织中传奇式的人物，张树德在其岳父、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出色革命活动家江浩的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天津的解放和建设都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

　　在举国同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幸福日子里，让我们再次翻开那沉重的历史画卷，回顾民革天津地方组织创始人与中国共产党血脉相连、共同奋斗的革命经历。

　　张树德，1898年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石各庄的农民家庭。全家有田数十亩，后增至百余亩，其父与5位兄长以务农所得供其读书。后其考入直隶高等工业学校(后称河北工学院)机械系。在校时，“五四”运动爆发，在学生会担任宣传委员的张树德积极组织游行、演讲、贴标语、撒传单等活动，向广大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

　　1921年毕业后，张树德结识了同乡长辈、中共天津地委负责人江浩，以及同为中共党员的江浩长女江韵清、长子江震寰(1927年牺牲)，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9年，张树德与从苏联留学回津做秘密工作的江韵清结婚。

　　1930年，张树德的老战友、中共党员、车轴山中学校长董治良，与任教务主任的王硕儒组织学生鼓动唐山驻军晋军某团举行军事暴动，被当局发觉。董治良跑到北平，藏在张树德家中避难。在将董治良安全转移后，敌人围抄了张的家，张树德夫妇以及其他经常来往的同志共20余人被捕，关押在宪兵三团蒋孝先的拘留所中，经历了4个多月的审讯。张树德的大儿子张世平就出生在狱中。后因证据不足和多方营救，张树德夫妇出狱。此后一度与党失去联系。1940年，党中央重整冀东抗日队伍。从此，张树德夫妇与冀热辽边区党委(后改为冀东区党委)和冀东军区有了组织关系。他们一面开办小厂、公司谋生，一面为党工作。

　　张树德曾多次去解放区(当时是游击区)与党的负责人见面，接受党的任务。其侄张广武成为正式交通员。张树德在天津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掩护来津工作的抗日人员；为抗日根据地购买文化用品、医药用品、工业品等军需物资；筹集抗日经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救国，并通过秘密交通线将他们送至解放区。其中便有张树德刚满15岁的大儿子张世平、刚满18岁的内侄江宏烈(江镇寰烈士的遗腹子)和另外3个侄子。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津委会成立，派出吴砚农、刘仁、王念基、娄凝先等高中级干部来到张树德家，住在三楼顶子间，做接收天津的准备工作，后因故未能实现，便撤出张家。

　　此后，张树德接受党的任务，开始开展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可以利用的身份，首先是战后接收天津的国民党第一任市长张廷锷的堂侄；其次是在大革命时期加入过当时还是革命党的国民党，有许多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朋友；再次便是中国新闻摄影通讯社天津分社社长。

　　由于津委会主办的《天津导报》只出版了25期就被迫停办。津委会决定，对敌斗争由公开转入秘密，并以民主人士的名义，筹备出版《民意报》。但国民党特务、社会局局长胡梦华未予批准。恰在此时，张树德的老朋友马伯超在重庆开办了一个真正民办的新闻机构“中国新闻摄影通讯社”，出版发行经重庆官方批准的商业报纸——《中国新闻》。马为显示，便将头版头条印有自己与美国特使马歇尔合影照片的头几期报纸由重庆寄给张树德夫妇。送者无心，收者有意。张树德立即拿给津委会宣传部副部长 (后任统战部长)娄凝先等同志看，并说《民意报》办不成，可用我的名义办个重庆中国新闻摄影通讯社天津分社，出版党的地下报纸。经津委会批准，张树德写信与马伯超商议，马不知底细，欣然同意。这样，不用通过国民党政府社会局的批准，在重庆早有合法地位的中国新闻摄影通讯社所属的天津分社，便理直气壮地在今南京路挂牌成立。

　　分社主编由解放区派遣的干部、张树德的堂侄张乐天担任。编辑则由从《冀中导报》调来的中共党员朱子强、董东、简群3名同志担任，党员任朴兼任摄影记者，党员王振中挂名记者。由于工作需要，1946年春，任朴在征得张树德夫妇和娄凝先同意后，吸收张树德14岁的次子张世俊为市内交通员，负责分社、张宅、特一中学(娄凝先隐身处)之间的联系。因此时，原交通员张广武已赴东北谋生。报社为了在社会站稳脚跟，也为了更像“民办”，成立了董事会，吸收许多在野知名人士参加，如原东北军副帅张作相、原吉林省主席米春霖、原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原北洋总统冯国璋的侍从武官李鸣周、著名将领鹿钟麟等。还聘请著名大律师、民主人士张士骏为报社法律顾问。《中国新闻》报头由靳云鹏先生亲笔提写。

　　《中国新闻》1946年4月18日正式出版后，大量刊登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要求和平与民主以及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下民不聊生社会惨状的文章。社论大多出自朱子强之手，新闻虽转登中央社的较多，但是经过精心选编，从正面真实地反映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内幕。此外也刊登新华社的文章，以及美国新闻处或其它新闻媒体反对内战的内容。报纸更在显要版面刊登张申府、郭沫若、刘清扬等有影响的民主人士的文章或言论。副刊取名“自由神”，刊登宣传苏联的内容、何香凝先生等人的文章，以及一些进步学生所写的文章。由于报纸体现求民主、求和平的倾向明显，便被国民党政府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所以在出版4个多月后，国民党当局便以“破坏国策，扰乱视听”为名，突击查封了报社，并逮捕了工作人员。张树德得悉后，立即通报津委会，津委会负责同志在张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经费支绌”为名，立即暂停出刊，对外宣布 “视将来情况，再行复刊”。人员也分2批紧急撤出天津。但分社并未摘牌，张树德仍为社长，一直坚持到1949年初天津解放。

　　张树德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时，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并成为民革天津地方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46年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王葆真受民促中央主席李济深的委托，来津开展华北地区的民促工作。张树德经党组织同意，成为天津民促的骨干，并发展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张炳元、曹尔骥加入民促。1948年，民促、民联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张树德便担任了民革天津市地下组织的负责人。

　　张树德为解放天津努力工作，他和张炳元等同志搜集到国民党军队防守天津的17个关卡的防御工事、兵力、埋雷以及市内驻军番号、兵种、人数、地点等情况，并在地图上标注说明，秘密送交中共地下党组织。此外，张树德等同志还对国民党天津训练团、自卫队人员进行游说，促使他们在解放军进城时放弃抵抗。在张树德等同志的努力下，汽车管理处处长、联系人士王芳承担起保护车辆的工作，联系人士梁锦萱承担起保护物资财产的工作，联系人士戴幼卿承担起保护档案的工作，国民党铁路局张贵庄工厂厂长龚承翰组织起护厂队。张树德还通过国民党地方法院院长贾艮和民庭庭长王涵礼的关系，释放了在押的部分政治犯，并妥善保管了档案，对恒大烟厂、市政府、民政局也进行了监视。

　　张树德的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在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办公桌上有一份要求批捕张树德的报告，但未及实施天津已经解放。建国初期张树德得知此事后，对曾是地下民革成员的黄耘石说，我要被捕，必定搜查住宅，你们难以幸免，因为名单放在家里。

　　张树德不顾身家性命，从事革命工作，历经艰难险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一直怀疑张树德通共，该部处长白式微曾突然登门，直言不讳地说：“有人反映你家窝藏共产党。”恰巧此时任朴在北平养病，娄凝先当天也未来访。张树德夫妇气愤地请白搜查住宅。白善于察言观色，知道搜也不会有结果，便悻悻离开。但敌人仍不甘心，1948年夏，国民党当局又以查户口为名，再次搜查张宅，连暖气片后的缝隙也不放过。这次从张宅搜出一支很旧的手枪。这是一个叫曹士瑛的国民党下级军官以敲诈性地高价卖给张树德的。张树德立即打电话给统战对象、国民党警察局副局长齐庆斌，让齐承认早知张买枪的事，只是还未来得及办执照，齐答应照办。几日后，敌人在还送手枪的同时，还情不由己地送来了持枪证。由于从事地下工作的需要，江韵清会经常邀请贾艮、王涵礼和齐庆斌的夫人等来家打牌。于是经常出现楼下中共地下党员碰头，楼上贵夫人打牌的情况，这使监视张家的特务们也感到莫明其妙。

　　这一时期，张树德夫妇还分别陪同中共地工干部任朴、吴砚农、朱子强等去北平工作，为他们做掩护，并由江韵清的三妹江汰清等亲友提供食宿。

　　张树德始终没有对金钱物质的追求，一生清贫。他长期为任朴提供衣食住宿及其它开支，待遇要比自己子女高得多。其子女往往在开学时交不上学费，张树德只得利用社会关系，东借西凑。任朴说，我是张树德的地工领导，但不是我给张树德及其参加革命的子侄提供“供给制待遇”。恰恰相反，我的吃穿住和来往的地工人员的开支都是张树德筹集的。张树德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精心安排工作，没出过任何意外，被许多中共干部誉为党的“堡垒户”。

　　新中国成立后，张树德担任天津市纺织局秘书，同时担任河北省人大代表、天津市政协委员、民革天津市委会常委等职务。1961年，他病故时，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只给子女留下欠缴的300多元公房房租债务。

　　作者：李津川 民革天津市委会直属机关支部原委员

　　民革市委会宣传处原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