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亦周（1900—1969），生于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之时，青年时目睹民族积贫积弱，立志通过教育、实业报国，多年为之奋斗矢志不渝。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加入中国国民党，在北平、天津求学，为求民族振兴留学日、英，学访苏联，游历欧洲诸国，学成回国后办教育、办实业备受尊崇，多次支持并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抗战胜利后在天津经营实业硕果累累，天津解放时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多方游说力争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投身民主党派工作，为爱国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众多贡献，是一位政治、经济、法律学者，是教育家和实业家，是与中国共产党长期肝胆相照的杰出的民主爱国人士。
一、青年时期
杨亦周，原名景濂，以字行世，1900年10月9日出生于河北省行唐县柏扒村。父亲是清末秀才，于本村设馆教书；母亲很贤慧，善操持家务，生六个孩子。亦周排行第五，上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杨亦周童年时，家中生活富裕，有田近200亩，雇佣长工10余人。
杨亦周7岁就入家塾从父读书，他天资聪颖，除熟读《三字经》《百家姓》《朱子家训》及“四书五经”外，还学习当时新编的小学课本。1910年入行唐县立高级小学，1913年入正定中学。由于长兄管理家务不当，在杨亦周14岁时，家境败落，土地还剩下80余亩，大部分由佃农耕种。青年杨亦周目睹百姓生活困难，感觉到了生活的艰辛，刻苦攻读，并参加农业劳动。
1919年，北京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五四”爱国运动。是年秋，杨亦周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从小县城来到思想激荡的大城市，青年杨亦周面对诸多思想和主义，眼界大开，他非常喜欢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的思想，也喜好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康白清等人的文章。在新思想、新潮流的感染下，杨亦周的爱国思想得以勃发，他积极参加校内外学生运动。1920年秋，他在反对北京大学不合理考试制度的斗争中，与教务长顾孟余发生冲突，10月被勒令退学。1921年暑期考入天津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即原北洋法政学堂)，主修法律，于1922年秋改学商科。1923年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学膳费无法筹措，杨亦周开始为《河北日报》副刊翻译英文小说和撰写杂文，以稿酬勉强维持生活和学业。《河北日报》总编辑发现杨亦周很有才华，聘他为副刊编辑，其困窘生活得以改善。
杨亦周在法政学校读书期间(1922年至1924年)，李大钊、于树德(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出席国民党一大，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经常到法政学校讲学，杨亦周甚为敬佩，特别是李大钊阐述的革命理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彼时的杨亦周身材高大（一米八多），长相俊朗，志存高远，他认识到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作为青年，应该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责任，决心致力于革命事业。
二、加入国民党并最终与蒋介石决裂
1924年初，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中国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这时，杨亦周经于树德介绍加入国民党，但未履行入党手续。后来，于树德离开天津，由于校内还没有国民党的组织，因此杨亦周与国民党失掉了联系。
1925年暑期，杨亦周毕业后，留校任商科教员。当时有位名叫王宣的教员是国民党员，经常和杨亦周接触，给他看国民党的文件和书刊。1926年7月，由王宣和张清源介绍，杨亦周正式加入国民党。此后，杨亦周积极宣传孙中山学说，发展国民党组织，被誉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因此，被国民党北京特区执行部任命为天津市党部委员兼任直隶省党部秘书（当时国民党直隶省和天津市两个党部同设在天津法租界）。1928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四中全会上攫取了党政军大权，同年夏宣布“统一告成”。至此，国民党在华北的省市党部由地下转为公开，成立党务指导委员会。当时，国民党内部新中青年革命社（“简称新中社”）的首领童冠贤控制京、津、冀省市党部领导权，是北方国民党的实权派首领，杨亦周是经过他的关系加入新中社的，并为其所器重。这段时间，杨亦周在建立市、区国民党党部及各种民众团体等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成绩。
1929年2月，天津国民党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了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七名执委中有三名兼常委，杨亦周是执委兼常委之一。 3月，杨亦周当选为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大会召开前夕，北方的“新中社”、“实践社”联合南方的“AB团”(即“反共团”)，在上海开会，磋商结成同盟，以便在大会选举中争得几个中央执委的席位。杨亦周代表“新中社”参加了会议。蒋介石掌权两年以来，杨亦周逐步认清他勾结军阀和帝国主义、实行军事独裁、残酷镇压革命的反动本质，因此经常在市党部评论蒋介石的施政方针，抵制蒋的倒行逆施。在上海的联席会议上，杨亦周极力主张发表一项宣言，要求蒋介石对内实施民主，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如不允诺，即采取一致行动，拒绝出席国民党“三大”。他没有想到这个建议竟然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并对他进行了粗暴的批评。杨亦周愤然退出会议，返回天津。他的这一行动，遭到“新中社”领导人的严厉责难，他不仅未接受，反而促使他断然声明脱离“新中社”。当时在国民党内部已经出现反蒋的呼声，随着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矛盾的激化，国民党内的反蒋气氛就更加浓厚了，杨亦周积极投入了天津国民党的反蒋活动。
1929年夏，蒋介石赴北平拉拢阎锡山反冯。当时蒋介石位高权重，沿途省市党部均组织群众欢迎大会，制造“拥蒋反冯”的气势。但是，蒋介石乘坐的专车到达天津时，车站内竟冷冷清清，除了一些军政负责人到站欢迎，党部的领导人一个也没有露面。蒋大为震怒，一到北平即电令杨亦周带领执委速来见他。杨亦周等到后，同蒋介石谈不拢。蒋怀疑他们和“改组派”有联系，于是电令陈果夫立即来平处理此事。陈到北平后，召集杨亦周、任培道、宋藩周等六个执委谈话，胁迫他们表态拥蒋，遭到拒绝，会谈不欢而散。杨亦周等回天津后，以国民党天津特别市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了一个通电，揭露南京国民政府独裁专制和腐败无能，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军事独裁，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反对帝国主义。7月1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布决议，解散国民党天津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并给予杨等七名执委以撤职处分；同时迫使童冠贤解散“新中社”。其后，参加反蒋活动的国民党人，遭到了种种迫害。
三、逃亡日本，留学英国
杨亦周在国内安全没有保障，决定逃亡日本。1929年8月，杨和宋藩周、梁子青等人从天津乘轮船渡海，东渡日本。抵达日本后，为争取河北省公费津贴进入日本大学读书，而立之岁的杨亦周刻苦研习日文和经济书籍，不舍昼夜。半年多后，1930年春，杨亦周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显示了他过人的智慧和毅力。也因为获得公费，杨亦周才得以在日本安身。
在明治大学期间，杨亦周潜心研读政治经济学，思想观点受到河上肇（日本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的影响，并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杨亦周和留在东京的一些同学组织了一个名叫“新中华学会”的社团，成员都是国民党内的反蒋分子，如周咸堂、王海波、梁子青、黄曦峰、杨玉清等。这些人的思想认识和政治态度并不相同，对国内问题的看法也很不一致，为避免发生冲突，乃相约“只谈学术，不谈政治”。这个组织延续了三四年之久，会员发展到五十余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杨亦周和许多留日同学一样，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他忍辱留在敌国，每天埋头于收集资料，研究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和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在一年的时间里，杨亦周写了20余篇文章，揭露日本的侵华阴谋和罪恶行径。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大公报》和《日本评论》等报刊上，对唤起同胞的觉醒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他还写了一本约40万字的《日本帝国主义经济解剖》，全书一时未能出版，便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国内分别出版了其中几个主要章节，如《日本的工业》《日本的农业》《日本的金融业》等。
1933年夏，杨亦周在日本明治大学毕业以后，得到河北省公费5000元，与当年秋天西渡欧洲，到英国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深造，研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在伦敦，杨亦周遇到当时正在英国从事英共中国语言组工作的杨秀峰。老朋友异国相逢，分外亲切，经常就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研究学术、从事革命斗争等彼此最关心的问题，促膝谈心，交换意见。杨秀峰的观点，激发了杨亦周海外求学以来压抑已久的拳拳报国之心。不久，他即加入留英学生的反帝同盟，同于斌、涂长望、侯雨民等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在中国留学生中宣传抗日救国，批评国民党的卖国投降主义，同国民党人控制的中国留学生伦敦学生会进行了相应的斗争。
1934年4月，杨亦周和于斌、涂长望等人参加英国工会所组织的工人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同时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在莫斯科，他听到了加里宁和莫洛托夫的报告，参观了学校、工厂和社会福利设施。后来又到基辅、哈尔考夫、奥德萨等地进行考察，参观了重工业工厂、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访问了工人和农民的家庭。离开苏联时，杨亦周又和中共驻第三国际的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探讨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和经验，以及中国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特点和将来要达到的目的。座谈中，这位中共代表针对杨亦周将要回国工作的思想情况，向他指出：“应该利用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掩护革命，不要人人都暴露出来，因为中国革命是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
历时两月的苏联之行，杨亦周大受教益，认识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之成功，乃科学社会主义之成功，非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有此伟大成就”。在回英国途中，杨亦周还游历了欧洲大陆诸国。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内心有儒家传统经世济民思想的杨亦周，在饱学当时世界先进的政治经济观念后，被共产主义思想深深触动，急切地想回到祖国，投身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的伟大斗争中去。
四、归国任教，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4年暑期，杨亦周应河北省立法商学院聘请，离开英国，取道苏联、日本回国。途经日本时，又与杨秀峰相遇，并进行了诚挚的交谈。9月，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了阔别五年的祖国，到他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母校——法商学院(即原法政专门学校)，任经济学系主任教授，主讲经济学和经济史，不久，任院秘书兼商学系主任教授。当年即向院长高文伯推荐杨秀峰任院秘书兼政治系教授。1935年夏，高文伯调离，由杨亦周暂代院长职务，不久升任院长。中共北方局特科天津负责人南汉宸，通过阮慕韩(法商学院法律系讲师)、杨秀峰与他建立工作关系。中共有些工作需要他做，或有些同志需要他掩护时，他无不热心帮助。一次，杨亦周闻风公安局要以共产党嫌疑罪名逮捕杨秀峰，他立即让杨秀峰离校躲避。其他如温健公(经济系讲师)、何松亭(商学系讲师)、陈志梅(陈伯达化名)、闻久之(辅导课主任)、连以农(附设高职辅导主任)、黄松龄、徐冰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由中共通过杨亦周派进该院任教的。他们在杨的掩护下，以教授、讲师的身份在校内外文化界和教育界上层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并通过讲课和组织各种学会(如经济学会、政治学会、法学会等)向青年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发动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从而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一时期，天津各校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法商学院的师生是起了带头推动作用的，特别是在“一·二九”运动中，法商学院成为天津大、中学校的一面先进旗帜，杨亦周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何梅协定”后，强令原驻平津的于学忠统率的五十一军撤离至保定以南，使平津直接处于日军控制之下。汉奸王揖唐、齐燮元等，按照日本帝国主义意图，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点燃了平津学生奋起反抗的怒火。杨亦周由于积极发动和支持法商学院学生的爱国行动，竟于11月21日夜被警察局逮捕。在法商学院及其他学校师生奋起抗议的巨大声势下，警察局长刘玉书恐事态扩大，又不得不把杨亦周释放。接着齐燮元又唆使其儿子利用与杨的师生关系，反复游说，劝杨参加“华北自治联盟”。杨亦周为摆脱汉奸纠缠，决定辞去院长职务，秘密离开天津。
1936年2月，杨亦周应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主任黄松龄（中共地下党员）的邀请，担任名誉教授，讲授世界经济史。杨亦周在中国大学任教期间，在杨秀峰、黄松龄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华北各界抗日联合会”和“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的活动，在文化界、教育界上层人士中开展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急欲鲸吞华北，步步紧逼，而国民党政府则步步后退，华北面临步东北后尘的危机。平津高等院校计划南迁，爱国师生纷纷准备投笔从戎。在此形势下，杨秀峰、黄松龄、温健公和杨亦周一起研究，决定着手组织抗日武装。当时在华北的国民党军人中，张荫梧有一定的实力，并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张在博野办了一所四存中学，中国共产党人温健公去该校担任了秘书主任，杨亦周也常去博野同温、张联系。经过周密研究，他们组织了一个名叫“华北人民抗日联盟”的秘密抗日团体，计划利用暑假在博野开办训练班，培训开展武装斗争的军事干部。后此事被国民党华北军政负责人宋哲元侦知，迫令张荫梧停办训练班，这个秘密抗日团体因而夭折。
五、在西北任教、办实业
1936年7月，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邀请杨亦周去该校担任秘书长，兼农经系主任教授。他即离平赴陕，到武功西北农专任职，主讲政治经济学和农业经济。这段时间，杨每天早上和学生一起锻炼身体，学校成绩蒸蒸日上，他的精神状态也非常好。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杨亦周支持农专学生和西安市学生联合在一起，声援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的爱国行动，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要求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联合抗日的条件。杨亦周此时临时担任代理校长，当即组织涂诒、薛愚伍等教授，共同主持校务，致力于“充实教学设备，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教学方法”。对学生则强调书本知识和实践相结合，鼓励他们栽培作物和植物，组织他们学习时事政治，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从而使校内的政治空气异常活跃。不久，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纷纷组织抗敌后援队，杨亦周被推选为武功农专抗敌后援会负责人。他动员全校师生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捐献财物支援前方。
1937年8月间，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日。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南京、西安、太原等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通过这些合法机构推动后方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战争。杨亦周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会见过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
1938年夏，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后，下令将北平农学院和西北农专合并为西北农学院，为把这所新组建的高等学校控制在CC派手中，陈立夫派了张丕介等亲信到学校担任训导长等职务，掌握政训大权。张丕介不仅排挤杨亦周，对辛树帜亦有所不容；同时对两校原有教职员工进行分化瓦解，对学生采取高压手段，限制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张丕介的行为，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反抗，有一天，他们把张从被窝里拉出来痛打了一顿，然后强迫他当夜离开学校。陈立夫得知后，下令开除学生领袖，因而激起了学生们更大的不满，掀起了罢课风潮。杨亦周和辛树帜站在学生一方，同CC派进行了斗争。1939年冬，陈立夫下令免除辛树帜院长职务，杨亦周也被迫离开了西北农学院。
自负笈日英留学回国，杨亦周一直想兴办实业，将自己的经济之学得以发扬，造福百姓，这个念头一直藏在他内心深处，却屡屡不得机会。1939年冬，杨亦周到了西安，经辛树帜介绍认识了国名党政府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胡请他担任西北经济研究所所长；同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要他任甘肃国民党省部主任委员，国民党农本局经理何廉也请他担任农本局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的职务。农本局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农田水利贷款，建立粮食仓库，经营棉花运销，以及在农村办理合作金库等，杨亦周认为在这个岗位可以为农民办实事，于是他选择农本局办事处主任的职务。期间，杨亦周拨给陕西水利局大笔贷款，积极支持开凿和整修渭惠、梅惠等灌渠，使200多万亩农田受益；在农村兴办了几十个合作金库和仓库，收购和运销40余万担棉花，支持了西北纱厂的生产。由于工作出色，何廉称赞他“不仅是学者，还是办实业的专家。”1941年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挤走何廉，派自己亲信到农本局，杨亦周马上也辞去职务。何廉辞职后，为金城银行财团创办陕甘实业公司，他自任常务理事，请杨亦周担任总经理。杨接受了邀请，从而走上了民族工商业的道路，同时杨亦周也为解放区在国统区采购物资积极提供便利，此后他的商业天赋和才华也得以充分施展。陕甘实业公司成立时，金城银行投资法币8亿元，并准许透支到16亿元，杨以此为资本，经营棉花收购、运销生意，赚了一大笔钱，又在西安开办两个工厂——陕甘制革厂和陕甘毛织厂，由于产品质量优良，行销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川等省。接着，杨亦周又在甘肃永昌县开办畜牧场，从事改良羊种工作，他既有经济理论基础，又精于企业管理和经营之道，再加上当时后方商品奇缺，因此所获利润不菲。至抗战胜利时，陕甘实业公司的资产比原投资增长十余倍，由八亿增至近百亿，为金城银行积累了大量资财。杨亦周也在金融界和实业界名声大增，蜚扬西北。中国银行西安分行经理兼西北雍兴公司总经理束云章，闻名求见，二人结识后，束立即邀请杨兼任雍兴公司协理。他以“业务繁忙，实难分身”为由婉言谢绝。1945年，束又提出把雍兴公司（当时是西北最庞大的托拉斯性质的官僚资本企业）全盘交他管理，杨再次辞而未就。
六、回到天津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何廉电邀杨亦周赴渝商谈工作。他到重庆后，何代表金城银行董事会聘请他担任天津分行经理。此时，童冠贤就任善后救济总暑冀热平津分署署长，坚邀杨担任副署长；束云章已被宋子文委派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经理，也请他出任中纺天津分公司经理。后来，三人屡经商谈，达成一条协议：杨亦周可以同时担任这三个职务。
1945年11月，杨亦周回到被日军侵占了八年之久的天津，主司救济分署的工作。后来，束云章连续来电，催他就任中纺天津分公司经理，迅速开展业务。1946年初，他正式就任。这时，他对金城银行的工作已无兴趣，所以迟迟未就职。何廉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肯罢休，1946年上半年曾两次亲自到天津找他，恳切要求他兼任天津分行经理职务，他为照顾与何廉的关系，答应挂个不领薪资的经理名义，主要工作由副经理夏彩臣、李伯坚负责。
正当杨亦周接手筹备救济分署办事处时，段希彭从张家口来信，请他在分配物资时给解放区拨一部分卫生器材和医药等物品。在救济分署正式办公后，杨亦周派出两名美国工作人员到张家口调查了解情况，美国人回来报告说“张家口物资十分缺乏，特别是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据此，他决定先给张家口一批急需的物资。当时，在北平的童冠贤也同意这样做。不料大批物资准备发运时，被李宗仁和孙连仲发觉，下令阻止。童得知后也变了卦，不敢再坚持原来的决定。杨亦周十分生气，因此，在1946年2月辞去天津救济分暑副署长的职务，杷精力集中于经营中纺天津分公司。
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人在中国经营的纺织企业，在此基础上，组建起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企业，即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分公司遍布全国各大城市，这是当时中国纺织业中最大的垄断组织。中纺天津分公司共辖七个厂，顺序排列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厂，拥有职工两万余人，纱锭近30万枚，各厂生产的纱布，由业务课通过2000多家私营纱布商向市场销售，垄断和操纵华北纱布市场。公司还在华北国民党统治区各产棉县设有棉花收购处，下设许多收花站，除直接收购棉花外，还委托很多私商代理，形成一个庞大的收购网，对棉花市场进行垄断和控制。杨亦周担任经理，副经理是王端基和卢统之。
杨亦周上任时，各棉纺厂刚刚接管不久，满目疮痍，困难很多，最使他头疼的是工人罢工问题。天津中纺各厂工人阶级具有同资本家斗争的光荣传统，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和残酷剥削从未屈服过。国民党接收这些纱厂以后，除将日本资本家压迫中国工人的那套罪恶制度(诸如搜身、惩罚、打骂、童工制度等)继承下来外，还直接同工会、军警宪特机关联络，监视镇压工人运动。为此，分公司建立一个所谓“员工福利委员会”的组织，其负责人均由总公司直接委派，负有向总公司密报情报等特殊使命。面对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中纺各厂工人，特别是四、五厂工人，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接连不断地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生产陷于半瘫痪状态。开始时，杨亦周指示厂长：“工友们的合理要求，可以接受；办不到的事，应予以解释。”后来，公司职员和四、五厂厂长都埋怨说他过于软弱，下边没法做工作。上海总公司不断来电，追查罢工原因，令其“尽快平息工潮，维持生产秩序”。并派黄树芬(中统)来津任公司“员工福利委员会”副主任，名为协助处理工潮问题，实则有监视之意。
1946年端午节前夕，四、五厂工人要求增发节礼，再一次发动罢工。厂方借故提出所谓“肇事工人”黑名单，不久，国民党当局指使厂警卫队按黑名单抓走进步工人40名，其中30人拘留七日释放。张家枢、王老五、段玉臣等10名工人代表被押送警备司令部，关押两月余才获释。6月下旬，四、五厂厂长贴出布告，把被捕工人全部开除，并强行改组了工会，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镇压了下去。杨亦周看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感到问题严重，遂向上海总公司提出辞职。束云章等一再来电慰留，杨亦周打消辞意，继续留任。
杨亦周为了使生产正常进行，提出了所谓“内求团结，外谋和谐，稳定地发展生产”的方针。他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对内实行“福利政策”，陆续调整职工工资，增加奖金，设立职工子弟学校、幼儿园，扩大哺乳室和医务所，建造了一部分职工宿舍。同时，加强企业管理，严格规章制度，增加生产突全设施。彼时天津市场主要物价均以中纺公司“大五福”为标准，一张 “中纺售货证”一日内能数易其主，投机横行，杨亦周对布匹供应进行调控，从源头上遏制对布匹的投机倒把，稳定布匹价格。对外积极开展社交活动，同市党部、市政府、警备司令部、社会局等机构的头面人物都拉上了关系。按月供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平价布匹，作为交换条件，谋求他们不干涉或少干涉中纺公司内部事务。他还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拉杜建时(天津市长)，抵制郭紫峻(市党部主任委员)，谋求政治上的庇护。
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各厂生产渐趋稳定，经济效益逐步上升。1946年，天津公司盈利(内含资本官利、所得税和利润)法币3700多亿元。1947年盈利竟达到10000余亿元，占中纺总公司利润总额的25％，而天津公司的纱锭却只占中纺总公司所管各厂总纱锭数的13％。在提供军需方面，仅1948年，天津公司就供给国民党军队军服布20多万匹，普通布40多万匹。这显示了杨亦周杰出的商业组织经营能力，但与此同时，巨额利润也源源不断地滚进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钱柜。
七、为天津解放事业做出贡献
抗战胜利后，杨亦周在思想上产生浓厚的“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想法。因此，他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发展中纺天津分公司的生产。但在蒋介石悍然撕毁与中国共产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严酷事实面前，他的幻想逐渐破灭。埋藏在他心灵深处的革命之火，又逐渐燃烧起来。他很想利用在华北实业界的地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些有益的工作，但苦于找不到共产党组织。直到1947年冬，党组织才派刘绛文(救济总署职员、天津普育女子中学校长、温朋九之妻)和他取得联系，使他与共产党中断多年的关系，重新恢复起来。从此，他的工作和生活又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尽可能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国民党政府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政治统治，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搞假民主。1947年冬，行政院下令各省市，选举省市参议会，以代替原有的临时参议会。这一指令下达之后，天津国民党内的各派系之间，为争夺议长这个重要职位，展开一场激战。有人劝杨亦周参加竞选，他说：“我是被国民党开除的，不愿再参加政治活动。”以后又经傅作义、杜建时多次动员，函电催促，他终于接受提名，经过激烈争夺，杨亦周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于1948年6月9日当选为天津市参议会议长，成了国民党在天津市的三个领导之一。建国后提起这件事时，他说，在接受提名之前，他通过地下党员刘绛文征求过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的意见，党支持他担任这个职务，以便利用公开身份，开展革命工作。
杨亦周出任天津市参议会议长时，正是人民解放战争进行战略决战的前夕。中共地下组织通过杨亦周利用他在政界和实业界的地位，对国民党当权者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如1948年11月，杨亦周以个人名义给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写了一封信，分析形势，陈以是非利害，劝他“如何自处，要早做打算”。又找杜建时就时局发展和天津的前途交换看法，比较战争与和平的得失，渗透和平解放的意图。这时，中共华北局城工部令天津工委书记黎智，在刘绛文的陪同下拜访杨亦周、李烛尘。杨、李在宴请黎智时，建议不要用武力攻打天津，以免工商业遭兵燹之厄。黎智明确说：“武力解放天津是中共中央已定的战略方针，除非陈长捷放下武器投降，否则就不能考虑改变。”他们又提出，“在非打不可的情况下，能否不要打毁工厂？”黎说：“这是可以的，你们要保护工厂，我们也要保护工厂，既然我们双方利害关系一致，那么我们要结合起来把工厂保护好。”后来，杨亦周在黎智帮助下，在中纺各厂组织起工人护厂队，每厂约二三百人，配备了枪支弹药，并储存了足供职工食用一个月的粮食等生活物资，严防国民党反动派在撤退时搞破坏。中纺七厂被国民党六十二军进占作为炮兵阵地，为保护这个工厂，杨亦周亲自找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叫他把部队撒走。林拒不撤出，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时，为摧毁这个炮兵阵地，不得不向七厂开炮。
1949年1月12日晚，人民解放军向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在24小时内放下武器投降。13日下午，杨亦周和李烛尘去见陈长捷，劝他能在解放军限定的时间内放下武器，以免生命财产遭受战火摧残。陈说：“战局十分严重，仗是没法打了，维持不了几天了。我已和傅先生(傅作义)通过多次无线电话，他令我坚守，说过几天会有办法。军人是要服从命令的，我自己不能决定。”13日晚，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14日凌晨发起总攻，下午5时许，杨亦周打电话问杜建时：“仗还要打下去吗?”杜回答：“我立刻找陈司令研究。”晚8时许，杜建时到杨的住处说：“我们开一个紧急会议，决定放下武器，希望你和李烛尘先生明天早晨能去解放军总部说明此意。”杜当即把李烛尘接来，经研究决定先通过电台，以杨亦周、李烛尘名义将陈长捷、林伟俦同意放下武器投降的消息广播出去。杜、李走后，杨亦周立即给中共地下党员刘绛文打电话，讲了上述情况。刘告诉他说：“敌人现在求和已经晚了，我军已突破敌军最后一道防线，前锋部队现已到达金钢桥。”
在天津中纺公司内部，杨亦周在保护工厂设备、财产及稳定工厂技术人员思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1948年下半年起，他有计划地提高棉布、棉纱的库存量，每月多存5万至10万匹棉布，1000至2000件棉纱。到解放前夕，库存量比平时高出了3倍，库存棉布80余万匹，棉纱15000余件。平津战役前，上海总公司认为天津纱布存量过大，电令将库存纱布全部抢运到上海。有时一日数电，甚至通知他“本总统蒋谕，不得有违”。杨亦周复电或云：“正在觅船装运”，或云：“正在接洽飞机装运。”这样，一直拖到解放军切断天津与塘沽海港和空中货运通道的时候，终于没有运出。库存的这批纱布，对天津解放初期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保障人民生活起了很大作用。
1948年冬，上海总公司密电杨亦周，令他将四、五厂的设备拆除一部分（计纱锭20000枚，布机1000台），运往广州安装。他一直拖延不办。解放军包围天津以后，杜建时曾向杨亦周透露了蒋介石下的一道密令：命令军队在放弃天津之前，要把中纺公司的全部机器炸掉，纱布销毁。杨得知此情况后，一方面立即向地下党组织作了报告，一方面亲自去找陈长捷，表示愿意送几万匹布，给士兵换服装，藉此疏通关系。由于地下党组织掌握了敌人准备破坏重要设施和工厂、学校的计划，把工人、学生组织起来，加强了护厂护校的斗争。杨亦周也对各厂厂长及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思想工作，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动员大家保护工厂。各厂厂长和技术人员跟护厂队一起，冒着炮火，日夜守卫工厂，使机器设备和财产未遭受任何损失。解放后，中纺公司所属工厂，除七厂因被设为炮兵阵地而毁于炮火外，其他各厂均完整地由军管会接管。
八、参加人民政权建设，主持民主党派工作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6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刘再生为天津中纺公司军事总代表。在军代表领导下，杨亦周为把公司财产迅速移交给人民政权，制定了五条准则，责成公司各级领导一体遵行：一、对公司财产要完全负责；二、协助军代表在三日内恢复生产，并取消旧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新的民主制度；三、竭力稳定干部情绪，特别是技术干部的情绪；四、修整七厂机器，并尽快安装生产；五、财产移交完毕后，个人工作服从组织分配。在杨亦周的指导协调下，17日中纺二厂就恢复了生产，接着一、三、四、五厂也都陆续开工，21日六厂恢复生产。七厂毁于战火的机器也于是年年底整修完毕，并安装在二厂生产。
1949年4月，杨亦周办完财产移交手续，市军管会任命他继续担任公司总经理。次年10月，天津中纺公司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华北纺织局管理局，刘再生任局长，杨亦周任副局长兼业务处处长。他在该局任职期间，对华北纺织工业恢复发展及民主改革做了很多建设性的工作。
1949年9月，天津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杨亦周应邀出席会议，后被选为市人民代表、市政府委员、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席。1953年被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担任天津市负责工业生产的副市长，并兼任市纺织工业局局长。
1958年，天津划归河北省管辖后，杨亦周调任河北省任副省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
1950年春，民革中央动员他参加民革组织，杨亦周希望继续做实业，便婉言谢绝，后经民革中央再三动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敬亲自找他谈心，杨亦周认识到参加民主党派组织，可以更好地进行学习和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力。于是他在年底加入民革，不久，即被民革中央指定为天津民革分部负责人。1953年7月，在民革天津市第一次党员大会上，杨亦周被选为市委会主任委员。他主持民革工作以来，与中共组织肝胆相照，在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加强社会主义政权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民主党派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影响。
杨亦周身上有集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他身材高大，低调务实，不事张扬，待人接物温良恭俭，有学者风度，在与各界人士交往中，颇得他人尊重。天津解放后，中纺公司军代表每天处理大量事物，为人耿直而严厉，其他人都很害怕遭到训斥，可是令众人诧异的是，军代表和杨亦周共处，始终待杨极为礼貌。著名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等曾亲自登门拜访过杨亦周；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对杨亦周也颇为尊重，一次他听说杨亦周身体不舒服还坚持工作，就当着很多人对杨亦周说过，“亦周同志，你这么大年龄，用不着做什么具体工作，只要出出头就可以了。” 另一次，当万晓塘听说杨亦周没有去政协招待所吃饭后，竟然在政协大会当着众人说，“亦周同志，要经常去吃政协招待所啊，一定要注意营养啊！”当听说杨亦周爱喝红茶，万晓塘还让人专程给杨亦周送了一些。六十年代，天津市统战部长周茹和市政协的黎钦同志在研究一些民主党派工作问题时，经常亲自去杨亦周家里与其商谈，宾主间谈笑风生，关系融洽。那时，复兴公园旁边有个游泳池，在一定时间内不对外开放，专供高干使用，周茹就经常找杨亦周去游泳。
杨亦周很孝敬母亲，解放后住在新疆路纺织管理局宿舍时，把80岁的老母亲接来，饮食起居，都是杨亦周亲自侍候。杨亦周为人厚道，经常救济家庭困难的亲属和朋友，但由于他守口如瓶，很少为人所知。1960年，一次一位民革天津市委会的同志去杨家，见到一个上大学的男孩子，说起来才知道是杨的老友莫子镇（与杨1928年左右在国民党天津党部共事）的后代，莫已去世，杨资助他孩子上大学。仅杨亦周的二哥就留下十多个孩子，生活很困难，杨每月都要资助他们四五十元。
杨亦周清廉节俭，克己奉公。建国初期，他的一个下属送给他一台很好的收音机，他责令秘书退回去了；有人送他一支钢笔，他也婉言谢绝；他不以权谋私，也从不借职务之便给亲戚朋友介绍工作。在三年困难时期，万晓塘曾在市政协会议上表扬过杨亦周，说他生活俭朴，对于一些物质方面的特殊照顾不接受。据杨亦周的家属说，三年困难时期，因为杨是高级知识分子，上级为了照顾他们的身体，有时给杨亦周些就餐卷，杨却从来不使用，并且不让炊事员购买紧缺食品，只能买最普通的食品；还有一次，六十年代杨亦周去北京开会前，秘书给他买块英纳格表，建议他把自英国留学时期就戴的一块破旧的表换换，杨不同意，让退回去，并对秘书和儿子说：“国家这么困难，我们能用就用，不要换了。”文革中红卫兵抄杨家几次，除过一些普通家具和二百多现金，仅有一个一万的存折。后据上级鉴定，存折里的都是解放后二十余年夫妻工资积累所得。对于民革天津市委会的经费开支，杨总是嘱告要节约，自己的活动，从来没有支取过民革的钱。
杨亦周穿着简单，平时几乎总是一身中山装，很少添置新衣服。他生活简朴，最常吃的是玉米面窝窝头和一些普通的家常菜。他待人宽厚，平易近人，拜访他的人，无谓职位高低，他总是热情接待，而且总是要送客到门口。
杨亦周赢得了上级多次赞扬，并几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黄火青1957年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对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说，“天津有个杨亦周，在国民党上层很有声望……这个人早已够了党员条件，今后考虑工作需要，不能公开入党，可以秘密吸收。”后来万晓塘在市委会议上也说过，梅兰芳同志已经入党了，杨亦周也够条件了。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得。
杨亦周也有尴尬苦闷的一面，在纺织工业局工作，作为局长，办公室人事变动他居然不知道，等新人上班两三个月才知道；大炼钢铁时期，一次杨亦周的爱人参加了几个幼儿园的炼钢活动，深夜才回家，和杨说她们正在炼钢，可是用了很多劈材还没有炼出来，杨就叹气说，你们简直是胡闹，这不是浪费劈材吗？针对政治运动过多私下也发过一些牢骚，说搞党派工作不在行，不如搞实业，或者说自己年岁大了，愿意做点轻松的工作。1965年文革前夕，杨亦周对身边工作人员凌某谈退休问题时说：“我想不干了，但是不能提出这个问题，决做不到，我们这些人只能死在工作岗位上。”
文革中惨遭迫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杨亦周在市领导的保护下，多次转换住宿地点。一次周茹半夜给杨亦周打电话，叫杨避往保定，逃过了红卫兵的揪斗。但是后来，由于红卫兵运动持续冲击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使其逐渐处于瘫痪状态。1968年初的一个黑夜，几个身着便衣的公安人员突然闯入天津睦南道杨家，押走杨亦周，并对其妻孔繁钺说：“今夜发生的事，不准对别人讲。有人问，就说老杨去保定了。”杨亦周被逮捕后，秘密关押在监狱里，不准家属探望。不久，即被折磨病倒，送进医院。直到1969年12月23日病危时，才派人通知家属。杨亦周不在家期间，家中被抄家多次，家属多次被迫写交代材料。
12月23日夜，专案组派人对杨家属说：“杨亦周病势很重，经领导批准叫我们来通知你们家属可以去看看。”杨亦周大女儿杨琳匆忙赶到公安医院，杨亦周专案组组长周某对杨琳说：“你父亲病势已经很重，见面后不要大哭大叫的。”
杨琳被引到公安医院门诊部后的一座小楼上的一间很小的屋子，屋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屋角上有一个半灭的小炉子，屋里很冷，杨亦周躺在床铺上，见到杨琳后，两年内第一次见到亲人，很高兴，但气喘的很厉害。他问了杨琳家里人的情况，喘着说：“我的专案组共一百多人，我已经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交代材料，他们反复地让我写交代材料，我病得不能再写了。”还问杨琳，“家里怎么不给我送东西来？”又说：“前几天冻得受不了，才跟家里要了一条棉裤。”医生告诉杨琳说：“你父亲已经有几天不能吃东西了，每天得给他输液，你得住在这里给他输液。”杨琳问：“我父亲为什么不能吃东西？”医生说，“他肺部都是空洞。”专案组的人和医院商议后，决定在24日早晨搬出这间小房间，换一间比较大一点的房子好让杨琳住下。杨琳在医院里住了一夜，期间看到他病势很重，要求回家喊人帮忙，专案组不允许去。24日早晨杨琳被引到公安医院儿童病房三楼一间较大的房间，在这里等了好几个小时，才见杨亦周被车推来，到病房后，杨亦周喘得很厉害，已经不能对话了，比23日夜恶化很多。杨琳问他怎么这么长的时间才来，他很吃力地说：“他们让我站起来照像，我根本就站不起来，但是他们非让我站起来不行。”然后就喘得不能说话了。
24日夜，杨琳曾问他：“您还有什么问题吗？”杨亦周说，“他们非说我还想去台湾，是潜伏下来的，我去不去台湾，你们（指家里人）还不知道吗？”据看守的解放军对杨琳讲，医院的炊事员也不愿给杨做饭，大夫也不愿意给他看病，说，这么大的特务，吃什么好东西，还看什么病。25日凌晨杨亦周病重，专案组允许杨琳回家喊人帮忙。当杨琳和弟弟杨彬赶到医院时，杨亦周只剩下一口气了，听说杨彬来了，他叫了一声“杨彬！”就去世了。去世时小腿瘦得几乎只剩下骨头，脸上胡须很长。
杨亦周去世后，当时天津市的负责人和办案人员竟下令禁止家属送葬，火化后不留骨灰，对杨亦周定性亦无。杨亦周离开人间两年之后，1972年2月，由“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办公室”写出审查报告，经“四人帮”在津的代理人批准，认定杨亦周为“老反共分子、国民党特务头子”。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杨亦周的冤狱得以彻底平反昭雪。1978年10月18日，河北省、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厅在天津烈士陵园为杨亦周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全国人大常委杨秀峰等送了花圈。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阎达开主祭，河北省统战部副部长马卓洲主持骨灰安放仪式，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李定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杨亦周的一生，郑重宣布：“林彪、‘四人帮’和天津市某些负责人强加给杨亦周先生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予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
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时，因骨灰未留存下来，孔繁钺只得含泪把杨亦周经常使用的一颗心爱的水晶图章放在骨灰盒内，伴随杨亦周长眠于九泉之下。（民革天津市委员会）
（本文执笔人：张剑羽，男，1977年生人，民革天津市委会调研处主任科员，《团结报》天津站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