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摘   要】 解放战争时期，民革组织和许多后来成为民革成员的原国民党军将领，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总共推动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队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为解放战争胜利、为新中国建立作出了贡献，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 解放战争；民革；策反；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统战工作；多党合作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民革）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策反瓦解国民党军队的统一战线工作，或者由民革组织和民革成员策反或参与策反，或者由后来参加民革组织的国民党军队军官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总共推动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队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民革为解放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也确立了民革作为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地位，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多党合作事业的伟大成就和意义。

　　一、民革组织和民革人士在解放战争中的贡献

　　（一） 民革组织和民革人士参与策反和瓦解的国民党军队人数超过126 万

　　1949 年9 月23 日晚，毛泽东和朱德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李书城、李明灏、刘斐、陈明仁、孙兰峰、李任仁、吴奇伟、高树勋、张轸、曾泽生、何基沣、刘善本、林遵、邓兆祥、左协中、廖运周、李明扬、张醁村、黄琪翔、周北峰、程星龄26 名起义将领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夕的百忙之中，毛泽东、朱德专门安排晚宴款待国民党军起义将领代表，充分体现了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军起义将领的功绩的肯定和重视。而据《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下卷记载，此次宴会“应邀作陪的有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周恩来、陈毅、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聂荣臻、罗瑞卿、邢肇棠、周保中、赵寿山、张学思、杨拯民。”［1］ 577 晚宴上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四位民革领导人受邀和作陪，尤其是排名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之前，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民革所作贡献的肯定和鼓励。

　　1948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在香港成立，本身就是一部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和感召下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阵营中脱离出来的革命行动。从民革成立起，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民革始终致力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参与和协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民革组织和民革人士①的贡献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此次宴会上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将领起义的功绩，他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 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 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1］ 577 毛泽东所说的“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这方面民革也是有贡献的，国民党军一级海军上将陈绍宽后来也成为民革党员，率重庆舰官兵起义的邓兆祥是陈绍宽的老部下。

　　据笔者统计，一是由民革组织或民革党员直接策反带来的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人数，二是民革组织或民革党员在共产党领导下参与策反并发挥重要作用而使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人数，三是后来参加民革的国民党军将领，他们带领的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人数，三个数字加起来，就是民革在解放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策反瓦解的国民党军队的人数，总数超过了126 万人。有研究者认为， 当年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人员总数为188 万［2］；也有论者认为：在三年多解放战争中，共策动“国民党军起义、接受和平改编和投诚的官兵总数达到 177 万多人， 起义投诚将领1400 余名，其中陆军有 153 个整师，海军大小舰艇 74 艘，空军飞机 26 架。”［3］ 1 不管总数是多少，其中民革组织和民革人士参与瓦解的国民党军队人数，占了大多数，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消灭的800 多万国民党军队总数中也占了不小的比例③。请参阅笔者制作的表1：

　　表1见附图

　　注：表中资料主要来源于长舜等著：《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上、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年版。

　　据有关资料，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可以享受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分开统计。本文主要从瓦解国民党军的角度来分析， 所以把三种数字合在一起。由于历史的原因，以上表中数字不都是十分精确的，尽管本文统计精确到了个位数，这是因为史料中一部分起义人数统计精确到了个位数。这里特别说明一下， 西南战场国民党军队起义人数来自邓小平1950 年4 月11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西南作战，……消灭蒋、胡残余部队约90 万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虏40 余万，起义40 余万。西南战役之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于12 月9 日宣布起义，亦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6］ 1202 邓小平所列“投降、俘虏40 余万”，按本文的统计口径，“投降”的部分可能包含“投诚”的人数，因为邓小平报告中未作区分，具体数字尚待考证，但至少表明起义投诚的人数超过40 万。彭县起义之后，董宋珩 （非民革党员）、曾甦元的什邡起义有4 万人；陈克非的郫县起义人数1 万左右，改编为解放军的有 6432 人；裴昌会德阳起义，18600 余人；朱鼎卿金堂起义，7000 多人；李振、鲁崇义成都起义24000 多人。这些数字包含在邓小平所说的 40 万人之中。

　　（二） 民革组织和民革人士参与策反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四种形式

　　第一，民革组织建立策反工作机构专门从事策反活动。

　　早在民革成立之前，后来成为民革领导人的李济深、冯玉祥等人就已经暗中建立策反组织。1946 年2 月“较场口事件”之后，李济深等人在重庆聚兴诚银行楼秘密聚会，成立了以冯玉祥为组长，李济深、黄炎培、梁漱溟、刘文辉、龙云为组员的军事策反小组。同年6 月，在冯玉祥决定赴美考察之前，李济深邀集聚会，决定在冯玉祥赴美之后策反工作由李济深领导，西南各省由龙云负责，北平方面由余心清负责，朱蕴山驻沪负责各方面的联络工作。这是民革成立前第二个秘密军事策反小组， 组长是李济深， 组员有冯玉祥、刘文辉、龙云、陈铭枢、余心清、朱蕴山、王葆真等［7］。1948 年1 月，民革正式成立，1 月4 日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即决定秘密成立军事小组，专搞策反工作，组长由李济深兼任，冯玉祥、龙云、蔡廷锴、谭平山、杨杰、王葆真、朱蕴山、梅龚彬等人为主要成员。据1950年9 月民革中央组织部长朱蕴山向民革中央提交的《八个月来组织工作总结》，1949 年3 月8 日，民革中央通令各地策反人员将军事策反工作一律移交人民解放军。至此，民革组织自行开展的策反活动宣告结束⑤。

　　第二，民革组织和民革成员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策反活动。

　　民革组织和民革成员的有些策反活动虽然不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但至少也是间接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如邓宝珊对傅作义的策反活动，起初并不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但无疑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且到了傅作义起义前夕、邓宝珊与共产党领导人直接接触以后，实际上邓宝珊主要是根据共产党的意图去规劝傅作义的。邓宝珊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当时中共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一封电报中称“傅之灵魂是邓宝珊”，而北平《新民报》发表文章《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上海《大公报》也称“只有邓宝珊这把钥匙能够打开傅作义的锁”［8］。当时北平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之后， 傅作义在打和和之间犹豫不决， 特派专机将邓宝珊从陕西接到北平协商对策。邓宝珊抗战时期长期驻扎陕北榆林，与在延安的共产党人关系深厚，毛泽东曾致信邓宝珊称“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而且邓宝珊政治眼光独到、为人处事沉稳、能言善辩， 深得傅作义信任。邓宝珊不仅说服了傅作义，还代表傅作义出城与共产党人谈判，最终促成北平和平解放。随后邓宝珊又受共产党人之托与傅作义亲赴绥远， 促成了董其武起义。

　　张治中促成陶峙岳的新疆起义也是一个典型案例。1949 年9 月10 日，毛泽东约见张治中，希望张治中去电新疆军政负责人策动他们起义，毛泽东说：“我从新疆得到的情况是，只要你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张治中回答说：“我早有此意。”［1］ 568 第二天， 张治中即致电陶峙岳、包尔汉，希望他们为革命大义，为新疆和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 归向人民阵营。1949 年9 月25 日，陶峙岳率新疆驻军通电起义，次日包尔汉、刘孟纯、屈武率新疆省政府及所属单位通电起义。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第三，后来成为民革党员的许多国民党将领直接率部起义。

　　许多后来成为民革党员的国民党起义将领， 有的是在民革组织策反下起义的，更多是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直接策动下起义的。他们参加民革组织以后，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事迹，就成为民革党史的组成部分。

　　第四，一部分民革成员和一部分后来成为民革党员的高级将领起义倒戈。

　　一些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虽然没有参加策反和起义投诚等活动，许多人并没有带一兵一卒给共产党，但他们在国共政治斗争中的抉择，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影响很大，对解放战争胜利也具有积极意义。据有关资料，民国时期国民党一级上将、二级上将和中将加上将衔的上将中成为民革党员的有 38 人，他们是（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蔡廷锴、陈铭枢、陈绍宽、程潜、但懋辛、邓宝珊、邓锡侯、樊崧甫、冯钦哉、冯玉祥、冯祝万、贺耀组、何柱国、黄绍竑、蒋光鼐、金汉鼎、李济深、刘兴、刘多荃、刘文辉、刘翼飞、龙云、卢汉、欧阳武、苏炳文、孙蔚如、唐生智、田颂尧、王树常、卫立煌、熊克武、杨杰、杨希闵、于学忠、曾万钟、张钫、张之江、张治中。据不完全统计，后来成为民革党员的还有国民党军中将206 人，少将335 人⑥。这些高级将领许多人曾经统兵数十万，如果以他们曾经指挥的兵员总额来统计，也在数百万之多。“千军易得， 一将难求”，在战争中军事将领的作用是更突出、更重要的。而那么多原国民党军将军，本来是都带着庞大的队伍站在蒋介石那一边的 （相当多数的人都和共产党军队打过仗），现在都脱离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即使这些高级将领曾经带过的那些将士已经是虚拟数字，但想象起来，仍然可以让人们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战斗力、凝聚力，也可以了解民革组织的产生、这些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转向，对于消解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 一部分后来成为民革成员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驻外使馆要员率部起义，也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

　　国民党中央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起义，不仅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十分重要，对于战后新中国的建设尤为重要。孙越崎 （1893— 1995），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在解放战争最后阶段， 孙越崎经过艰苦斗争，带领资源委员会职员3.2 万人、70 万左右技术工人起义，其中60%以上是国内外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这个资源委员会集中了当时中国工业领域绝大部分科研和技术人才。曾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翁文灏、钱昌照也是孙越崎在新中国成立后电请他们回国才回来的。不仅保留下了人才，也保护了物质资源，包括钢铁、煤炭、电力、金属矿山、机械、石油、化工、造船等等行业121 个总公司、近千个生产单位，基本完整保护下来。蒋介石亲自下令搬迁5 个企业去台湾，孙越崎百般拖延，软磨硬抗，最终一个企业也没有搬走。陈毅曾经说：“蒋家王朝已经垮台，所有伪单位纷纷南迁逃往台湾，只有资源委员会所有人员，包括各级负责人，以及在已解放地区所属各厂矿企业员工及设备器材，几乎未走一人，几乎未有一点破坏，实在是伪中央文职机构中的一个全体员工起义的团体。”［9］ 221 孙越崎早年在北洋大学学习矿业，毕业后到东北边陲中俄官商合办的穆棱煤矿公司负责勘探开发煤矿，因为天资过人又勤奋敬业，很快就使穆棱煤矿远近闻名，为新中国时期发展成为鸡西煤矿作出了贡献。随后孙越崎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取得学位后又到美国、英国、德国、苏联等国家工矿企业实地考察学习。回国后负责陕北延长油田开发，成为中国人自己采用先进技术开采石油的第一人。抗战时期，孙越崎历尽千辛万苦建成了玉门油田，极大地支持了抗日战争。新中国石油工人的杰出代表铁人王进喜，原来就是玉门油田的工人。孙越崎被称为中国“工矿泰斗”，是当时中国能源经济领域的灵魂人物，他的起义是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界人士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类似的例子还有国民党政府海关总税务司副总税务司丁贵堂带领总税务司署和江海关起义。当时不仅新上海市市长陈毅称他“立了大功”，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他， 称他“ 丁海关”。丁贵堂（1891—1962），曾任民革中央委员，是旧海关中第一位华人副总税务司，是近代中国海关史上职务最高的中国人。在丁贵堂的努力下，解放军军管会接管了海关总税务司署、江海关和浚浦局， 象征国家主权的海关控制管理权回到人民手中， 不仅使珍贵的海关档案、数额可观的库存以及大批海关船只得以完整保留，更为新中国保留下了一大批海关人才［10］。

　　国民党上海市市长赵祖康率领地方政府文职人员起义，也是一个典型案例。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的赵祖康（1900— 1995），在解放战争最后阶段担任上海市代理市长。经过艰苦努力，他将上海市政权机关和市政设施基本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人民解放军的军管会接收了1397 个旧上海各种机构，普通职员和技术人员122316 人，所有机构、所有物资无一损失。当时，经新上海市长陈毅再三挽留，赵祖康担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长。由于工作出色，1957 年，赵祖康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直到1967 年。出人意料的是，因为工作需要，在12年后的1979 年12 月，赵祖康再次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到1983 年卸任。他总共担任了13 年6 个月的上海市副市长［11］。

　　1950 年加入民革的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公使凌其翰，于1949 年10 月10 日率全体驻法爱国外交官在法国通电起义，创造了一个新的起义模式。当时，新中国新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接到一封来自法国的电报，电文写道：“新华社转北京外交部周兼部长：同仁等一致决议：宣告与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各在工作岗位维护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听候指示接管。”落款是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人员。大使馆门前降下“青天白日旗”，升起五星红旗。起义立即引起效仿，原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馆，驻马达加斯加、驻英国利物浦、驻吉隆坡领事馆，驻越南西贡总领馆，等等驻外机构先后宣布起义［12］。

　　二、民革组织及民革人士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意义

　　（一） 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

　　民革组织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策反瓦解国民党军队工作并取得成效，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功。正如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时写的《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 一文中所说的：“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13］ 1485 是因为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精神上远远胜过国民党，共产党提出政治纲领对全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都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才使包括民革组织、民革人士在内的中国人民作出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正确选择。其次是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军事上的成功。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相比明显处于弱势地位，1946 年7 月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总兵力约430 万人，解放军的总兵力约127 万人，但很快战争形势就转变了，仅仅三年时间国民党军队就彻底失败了。没有毛泽东和人民军队在战场上的不断胜利，就不可能带来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民革组织参与策反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越成功，就越证明共产党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成功。

　　（二）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战工作的政治优势和卓越成效

　　据毛泽东回忆，“我们过去开展军队工作，在长时期内只注意下层，不知道做上层工作，以为军官都是反动派，结果吃了亏。军队是军官掌握的，特别是团长以上的高级军官掌握的。后来我们注意做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工作， 在 1946 年到1949 年有一批国民党军官让我们争取过来了。”［14］ 185 实际上，从1945 年策反高树勋起，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统一战线工作就一直高度重视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策反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军事斗争的同时开辟的另一个战场，是一场以政治性、非武力的手段战胜敌人的战争，是通过策反瓦解敌军，达到削弱敌方力量、动摇敌方军心、减少人员伤亡、降低财产损失等目的的工作。据有学者研究，1945 年的邯郸战役，解放军原计划要用2 个月以上的时间，但由于高树勋起义，战役仅用了10 天时间。原华东野战军10 纵司令员宋时轮曾说：济南战役原计划用28 天，吴化文起义使战役只用了 8 天时间，并且大约减少了我军至少2000 至3000 人的伤亡代价。廖运周的淮海战场起义，也使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黄维兵团的突围行动遭受了致命打击。⑦毛泽东对程潜、陈明仁的长沙起义评价说：“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 有极大的政治作用。”［1］ 543 张治中也曾经说过，北平和平解放前傅作义准备了20 万发炮弹守城，解放军也准备了 20 万发炮弹攻城，“试想这40 万发炮弹发出去可能招致多少生命的毁灭，连北平几百年的文化古物也恐怕保全不了。”新疆也是，“如果不是和平解放，我看军队和人民最少避免不了5 万至10 万的死伤。”［15］ 614 人们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不作出这样的假设，人们就难以了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意义、民革策反瓦解国民党军队的价值和贡献。

　　（三）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一部分原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框架和格局。

　　民革参与策反瓦解国民党军队，表明民革已经获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成员、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成员的政治身份，民革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成为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成部分。在经受人民解放战争血与火的考验之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同中国共产党、由衷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由来。

　　第二，民革在参与策反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历史过程中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生死与共的亲密友党关系。

　　这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正面战场是解放军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一仗一仗打下来的，策反瓦解国民党军队也是冒着生命危险一次一次谈下来的。“策反”活动虽然策划于密室之中，但实际操作中也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民革党员王葆真因策反被捕受尽摧残，几乎丧命。而仅武汉一地就有民革党员何玉山、何恒山、倪子英、王子恒、曹天铎、江国瑞、孙子和、徐人立等人因参与策反被捕入狱生死不明［16］。著名的“川康五魂”周从化、李宗煌、王白与、黎又霖、周均时因策反被捕杀害， 他们也是和江姐一样的红岩烈士。据1949 年10 月民革中央统计，至少有32 名民革党员因参加策反活动而牺牲。⑧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 历史关头，民革人士跟随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生死与共，共同经受血与火的淬炼，使民革组织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成员、民主党派、人民政协参加单位，而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仅就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的国民党军队来说，他们不仅赢得了为中国革命胜利作贡献的机会，也赢得了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机遇，还有一部分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高级军官⑨，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贡献了力量。应当说，民革在形成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友党关系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1956 年毛泽东曾经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这种超越政治利益的亲密友党关系，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选择。民革组织和民革成员在解放战争的历史关头转而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体现了当时民革领导人和民革人士的政治远见，这是中国共产党选择接受民革作为多党合作制度中亲密友党的原因⑩。第三，民革参与策反瓦解国民党军队是一次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实践，为新中国建立过程中、为新中国国家制度运行中的多党合作奠定了基础。

　　尽管多党合作的概念是后来提出来的，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事实早已存在。后来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即被习近平称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其基本框架结构，正是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统战工作实践中初步形成的。应当说，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既团结又斗争的关系中，已经形成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开展斗争的合作，这种合作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也正是这一阶段的合作，才促成了1946 年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和《和平建国纲领》的确立；也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那次政治协商会议成果的破坏，并悍然发动旨在实现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内战，才形成了人民解放战争中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以1948 年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劳动节口号、共同宣布接受共产党领导为标志，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就此形成，即“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在新中国政权建立之后，这一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又体现为“一党执政、多党参政”。

　　在新中国政治体制中，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领导地位，而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 在领导机关中得到了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1949 年9 月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宋庆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当选为副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 人中，共产党外人士共有27 人，其中民革人士有 10 人，即何香凝、李锡九、蔡廷锴、张治中、李章达、程潜、陈铭枢、谭平山、柳亚子、龙云。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关于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管辖并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它武装力量的规定，1949 年10 月1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5 名副主席中有民革人士程潜1 人，22 名委员中有民革人士4 人，即张治中、蔡廷锴、龙云、刘斐。1954 年9 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定， 在国家体制中设立国防委员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行撤销。该委员会是咨询性质的机构， 不是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机关。在 1954 年到 1975 年三届国防委员会存续期间，民革党员有5 人次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即程潜、张治中、龙云、卫立煌、蔡廷锴，17 人次担任委员，即于学忠、邓宝珊、邓锡侯、卢汉、刘文辉、刘斐、孙蔚如、李明扬、陈绍宽、陈铁、郑洞国、侯镜如、高树勋、唐生智、鹿钟麟、覃异之、裴昌会。

　　1949 年10 月19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15 名政务委员，9 人为民主党派人士，其中民革人士有 5 人，即谭平山、陈劭先、王昆仑、邵力子、黄绍竑。

　　1949 年 10 月 21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多名民革人士先后担任中央政府部门正职领导职务：何香凝，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1949— 1959 年）；谭平山，人民监察委员会 （监察部前身） 主任（1949—1954 年）；李德全，卫生部部长（1949—1965 年）；朱学范，邮电部部长 （1949— 1967 年）；余心清，政务院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1950—1953 年）；郭春涛，政务院参事室主任（1949—1950 年）；蒋光鼐，纺织工业部部长 （1954—1967 年）；刘文辉， 林业部部长（1959—1966 年）。

　　在地方人民政府中，两名民革人士担任省级人民政府主席、省长职务。邓宝珊，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 省长 （1950—1954 年；1954—1967 年）；程潜，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1950— 1955 年）。在地方各层级政权机关中，民革人士还有更多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

　　很显然，许多民革人士在新中国国家政权机关中身居要职，体现了民革组织和民革人士、民革所联系人士在解放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体现了作为领导核心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民革的肯定和鼓励，也是对这些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政治军事才能的肯定，是多党合作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民革自成立后选择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体现，表明民革已深深融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之中。也可以说，如果没有民革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时期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重要贡献，就难以形成后来称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多党合作制度。

　　第四，解放战争中民革参与策反瓦解国民党军队也为新中国初期改造原国民党政权、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创造了经验。

　　策反活动让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 就是“ 废掉” 他们作为敌人的武功。在解放战争继续进行的时候，许多原国民党军官兵进入解放军的队伍，许多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后转而成为解放军的将领， 一段时间后转业到地方而又参加民革组织。随着祖国大陆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即使还有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这样的偶发性战争发生，总体上整个国家进入和平发展时期，有很多解放军将士也要转业退役，原国民党军将士发挥军事才能的机会则更少，一部分人成为国家国防委员会委员，能够有机会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 既是对民革在解放战争中的贡献的肯定，也是对他们作为军事人才的“话语权”的肯定。所以在新中国初期较长一个阶段中，民革组织也成为团结教育改造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社会政治组织， 不仅原来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原来被俘虏的，被作为战犯改造获得特赦的，甚至一些原日伪满洲国的高级将领，其中许多有代表性人士也加入了民革，民革组织成为消化、消解历史遗留下来的“武功”携带者的熔炉。经过民革组织的教育改造，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转行成为参加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民革党员中的一些原国民党军将军，有的当了政府官员， 有的当了教师，有的当了医生，有的当了工人、农民。这一情况显示，民革组织在新中国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国家社会建设的积极参与者。1956 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革发挥自身历史优势，专门成立了社会联系委员会， 负责联系包括原国民党军将军的社会人士，团结改造原国民党军政人员，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体现了新中国初期民革作为社会政治组织在国家治理、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第五，民革组织及民革人士在解放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民革加强自身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民革组织及民革人士积极参与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统战工作，对民革自身建设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949 年 11 月 12 日至 16 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等四个方面的代表，共58 人。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包括了原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部分成员、部分起义将领和国民党知名人士。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民革历史上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49 年 11 月 12 日，是孙中山诞辰 83 周年纪念日，为此会议举行了纪念活动。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终于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下真正实现了团结统一。可见，一个党派团体只有在正确的领导核心的领导下从事一项崇高的、伟大的事业的时候， 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也可以说，没有民革在解放战争中参与策反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历史性贡献，可能也就没有这样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圆满地解决了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民主力量统一的政治组织问题，确立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并制定了相应的组织路线。

　　这次会议能够成功召开，首先是因为民革四方面人士都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且这次会议就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召开的，会议期间还得到了周恩来的指导。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大团结、大联合的方针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方式、工作作风的影响，才使民革组织、民革人士摆脱了旧的利益关系、人事关系的束缚，从而在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其次，四方面人士在新的民革组织中的地位，都是由各自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决定的。没有他们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中所创造的业绩，也很难得到民革组织的容纳。从这次会议设定的民革党员入党条件可以看出这一点：凡曾参加国民党内外反动派系而未有确切证明其已脱离关系，并无改过自新之切实表现者；凡有勾结帝国主义破坏革命统一战线表现为反民主、反人民之言行，而未有改过自新之确切证明者；凡曾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下，担任重要职务有贪污腐化行为及思想顽固者以及流氓、土劣等，而未有已经改造之确切证明者；凡曾在抗战时期担任敌伪机关重要职务及有危害国家民族之罪行者；具有上述各款之一者不得介绍入党。［17］ 61-62 这次会议的名称由“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而成为后来所说的“实际上的民革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转变也表明，经历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洗礼，民革已经脱胎换骨，而转变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民主党派，也为民革在新中国的成长进步奠定了基础。

　　三、几点启示

　　（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是历史的选择

　　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顺应全中国人民的意愿，积极推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迫使蒋介石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人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但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实行专制统治不惜发动全面内战，不料却招致了自身的失败。尤其是作为国民党民主派的民革人士选择接受共产党领导，更加彰显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短见和政治失败。新中国70 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人民的选择是正确的，民革的选择是正确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人民必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二） 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这一制度效能的不断发挥和提升

　　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实践证明，多党合作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关键在于多党合作必须为中华民族完成时代任务发挥作用、作出贡献。历史上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在解放战争的历史关头作出正确选择、抓住机遇， 为民族、为国家贡献力量，从而形成了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地位；在现实和未来的政治运行发展中，多党合作制度能否真正长期存在，根本上仍然取决于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发挥和提升。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存续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多党合作理论的正确性也是在多党合作的持续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各民主党派仍然需要在共产党领导下抓住机遇、主动作为，不断为民族国家作出贡献， 才能形成新的历史地位。如果不能创造出与“基本政治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相匹配的政治业绩，今天的民主党派将会辜负民主党派前辈的奋斗牺牲，难免会被历史所淘汰。

　　（三） 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取决于民主党派有代表性人士队伍的不断成长进步

　　民革参与策反瓦解国民党军队的人士，不仅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的佼佼者，也是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许多人进入新中国以后仍然能够取得那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空间和平台，也是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和制度建设，仍然需要努力培养一大批优秀多党合作人才，成为体现新时代代表性的民主党派人物，支撑起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国家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组成部分的多党合作制度，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贡献。

　　注释：

　　①为了表述方便，本文使用“民革人士”这个术语，指的是民  革党员及后来参加民革组织成为民革党员的人士。因为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许多国民党军官兵当时还不是民革党员，但他们后来参加了民革组织，用“民革人士”这一概念将他们和“民革党员”有所区别。

　　②26 人中13 人后为民革党员，即程潜、张治中、邓宝珊、黄绍竑、刘斐、李任仁、吴奇伟、高树勋、张轸、左协中、廖运周、李明扬、程星龄。

　　③刘喜发、王忆宁《试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将率领部起义问题》（《长白学刊》1994 年第2 期）一文认为，在四大战役中共歼敌1987410 人，其中起义89330 人，改编250000 人， 合计339330 人，占被歼敌军数的17%。辽沈战役歼敌共计472000 人，起义为26000 人，仅占5.5%；淮海战役我军歼敌 555570 人，起义 28500 人，占 5.1%；平津战役歼敌共计521000 人，改编250000 人，占48%，为整个解放战争中改编最多的一次战役；渡江战役歼敌438840 人，起义34830 人，占7.9%。可见真正打败蒋介石反动军队的是人民解放军，偏离这个决定作用，侈谈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的作用就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文同意这一观点。

　　④刘喜发、王忆宁《试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将领部起义问题》（《长白学刊》1994 年第2 期）一文认为，“1948 年10 月 17 日曾泽生率60 军2.6 万人在长春起义两日后，困守长春的国民党守军新编第7 军和第一兵团司令部等部官兵约50000 人被迫向我军投诚。”

　　⑤1949 年3 月8 日民革中央曾通令各地策反人员将军事策反工作一律移交人民解放军，在1949 年11 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关于当前政治任务决议案》中仍有“五、继续策动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武力起义，以求解放战争的任务早日完成。”（民革中央宣传部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内部文件〕，1959 年1 月，第6 页）。民革组织自行开展的策反活动结束了，而民革组织及成员参与共产党领导的策反活动则更多了，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⑥本文所用民革人士中的国民党军中将、少将的数字是本文作者根据有关资料一个一个数出来的，但因为资料不全，这个数字可能有遗漏。本文作者为民革党员中的579 名原国民党将军分别作传，结集成书《民革党员中的国民党将军》，即将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⑦参阅冯治、董连翔：《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将领起义投诚 述论》，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2 期；古琳晖：《解放战争时期反蒋军事统一战线论析》，见《军事历史研究》2006 年第1 期，等等。

　　⑧一些原国民党军将军参与策反活动而牺牲，后来他们的 后人参加了民革组织，如原国民党军中将徐会之1949 年前往台湾开展策反活动工作，1951 年11 月在台湾被以“共谍”罪名杀害，后其子刘凡参加民革。

　　⑨一些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在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之 后担任了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不仅继续带兵参加解放战争，一部分人还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抗美援朝胜利回国以后参加了民革组织，如安徽民革的刘儒林（志愿军67 军副军长）、江苏民革曾甦元（志愿军第9 兵团副参谋长，兼任朝鲜东海岸防御指挥所副参谋长）及山西民革的张惠源（任志愿军36 军副军长）、潘瑞征（志愿军第23兵团后勤部副部长）、高云山（志愿军第23 兵团司令部秘书）等。

　　⑩民革组织和民革人士为新中国建立作出的突出贡献，应 当是民革在新中国8 个民主党派中排名第一的重要原因和依据。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高戈里. 灵魂裂变：188 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改造之谜

　　［J］. 文史博览，2011（11）.

　　［3］长舜、荆尧、孙维吼、蔡惠霖. 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上册［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4］傅柒生.1949 年闽西起义纪略［J］. 福建党史月刊，2000（10）.

　　［5］林筠. 兵临城下 率部起义——记国民党军第103 师起义［J］. 红广角，2014（10）.

　　［6］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下册［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7］左玉河. 民革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策反工作［J］. 党史博览，2011（4）.

　　［8］黄英. 邓宝珊将军传奇［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

　　［9］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会组织，编. 孙越崎传［M］.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4.

　　［10］杨智友. 丁贵堂与江海关护关运动［J］. 北京：中国档案， 2013（12）.

　　［11］陶柏康，顾潜. 赵祖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12］凌其翰回忆录［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

　　［13］毛泽东选集：第4 卷［M］.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 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5］张治中回忆录［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

　　［16］张梦圆. 汉口民革组织的建立及其地下活动略记［J］. 武汉文史资料，2019（7）.

　　［17］民革中央党史编辑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60 年［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