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2026年11月12日06版

□ 李学智

　　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于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时局宣言》，又称《北上宣言》，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国家统一与建设的主张。天津各界民众视孙中山“为中国唯一有主义之大革命家”，热烈欢迎孙中山北上抵津。同时，天津各界团体和民众对孙中山《北上宣言》中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表现出了高度认同和拥护，积极开展多种活动，有力地响应和支持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社会各界响应孙中山的主张

　　1924年11月，孙中山启程北上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各界社会团体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纷纷开始组建国民会议促成会。天津各社会团体、各界人士在建立欢迎筹备处、迎接孙中山抵津的同时，亦开始酝酿组建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12月4日，孙中山北上抵津，各界团体与民众在海河英租界码头热烈地迎接孙中山抵津时，欢迎孙中山筹备处发起人马千里即提出建立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之议，有十余个团体当场表示赞成。在12月18日的欢迎大会上，马千里表示：“国民会议为孙中山先生此次北上之主张，国人自应表示同情……现有多人拟发起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请各团体自行开会讨论，如赞成时即列名作发起人。”与会的21个团体代表当场签名作为发起人，并致函各团体称：民国以来之各种乱象，皆因“真正为国家主脑之人民反无权以参与国是所致”。召集以职业团体为单位的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真拨乱定国，实行民治之良机。凡我同胞均应一致极力主张……俾使真正代表民意之国民会议早日得以实现”。

　　12月19日晚，由天津21个团体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第一次筹备会（发起团体有：学生联合会、学术讲演会、公民救国牺牲分团、青年问题讨论会、志成救国团、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良心救国团、天津印刷工会、平教第二唤醒团、沈王庄基督教会、青年同志社、青年救国团、社会科学研究会、南大水沟教会同志团、津保青年社、青年文艺社、西门北工商自决团、布包同业公会、学生同志会、同志新剧社等）。国民党直隶省党部负责人江著元亦加入了此次筹备会。会议议决，“本会定名为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推举马千里、江著元、刘铁菴等6人为筹备会代表，负责“联络各法团，加入本会做发起人”；筹备会暂借《新民意报》作为通信地址。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的邓颖超，也在积极联络各妇女团体，率先发起组建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且已于12月11日，即在南开女中召开了天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筹备会，到会者有邓颖超、江韵清等40余人。邓颖超为会议主席并致辞称：“中国女子素处压迫之下……北京政府完全在军阀官僚手中，女子参政运动难以发展。”孙中山“发起国民会议，完全根据民意以解决国是，此正吾女子参政之绝好机会，故约集同志发起此会”。会议决定，本会定名为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女子学校职教员及高小以上女学生均可参加，由发起人列名通告各女学校及妇女团体，邀其加入。筹备会通信处为“河北达仁女学邓颖超”。筹备会致津埠女界通告称：民国建立13年来，国事日非。现孙中山先生有国民会议之倡，实为国人努力之机。“同人等中国女流，第念匹夫有责之义，不敢惭然不顾……望同志姐妹惠然肯来，众擎共举”。

　　在12月14日的第二次筹备会上，决定组织联络委员会以推进筹备工作，并决定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宣言及简章起草人。12月21日，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到会者70余人。大会选举邓颖超、江韵清等15人为委员会委员。其通过的宣言称：“我们尤同情于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以各职业团体号召参加的国民会议，因为欲求民主政治实现，只有把政权交还民众。”会议致信孙中山，称颂“先生所提倡以民众为基础之国民会议，允为匡时良策”，并建议将妇女团体亦加入其中。

　　经过各方的联络协商，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12月27日晚召开第二次筹备会时，到会者有40余个团体的代表百余人。马千里、江著元、刘铁菴、邓颖超等分别报告了联络各团体的情况，会议决定：推举马千里、邓颖超等5人为会章起草委员。会后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即发表宣言并通电各省，希望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一联合机关，并将促成会章程和宣言寄送直隶各县各团体，请其组织本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

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成立

　　1925年1月3日晚，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举行成立大会，加入促成会的各界团体达70余个，显示了参与国民会议的广泛性和积极性。成立会议通过了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简章、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宣言、致全国各界团体、各县的通电等文件，并根据会章选举了促成会委员会委员。大会向全国各界团体发出通电称：民国建立以来，“外受帝国主义条约之拘束，内苦祸国军阀争战之扰攘，国事日非，民生日蹙。揆其根本原因，唯在人民之漠置国事”，通电呼吁全国各界对孙中山先生此伸张民权之举皆应竭力拥护。

　　天津各界民众对于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主张赞同并积极组建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与国共合作状态下的国民党地方组织的积极联络、推进工作亦有重要关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在天津组织了国民讲演队，孙中山抵津前后，每天在各马路、南市、河北等宣讲所讲演，宣传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同时散发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及《北上宣言》。12月2日晚，前来东马路宣讲所参加活动的各界民众约有三四百人。数位讲演员依次登台演说，重点宣传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其略谓：中国虽为民主国，而政权并不在国民掌握，帝国主义者勾结国内军阀，战乱迭起，民不聊生；作为国民应“从速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早日得到民国国民应享之幸福”；孙中山先生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及北上，是为民众谋幸福和利益，国民应拥护中山先生的主张等。同日，来西宣讲所听取演讲的各界民众约500人。国民党直隶省党部负责人于方舟等先后登台讲演。其略谓：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先生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为救国救民唯一的方法。

　　天津的国民会议运动讲演队的宣讲活动，对于宣传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争取民主权利，取得明显效果，各界民众拥护孙中山的主张，积极参与国民会议运动，即是其重要表现。

　　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向，由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的国民会议运动，实质上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统治的革命性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军阀政权控制着国家的政局，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政治目标虽难以实现，但孙中山的北上和国民会议运动，广泛地传播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提高了民众的政治觉悟，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发展。天津的国民会议运动，充分显示了天津各界民众对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主张的拥护和支持，对其数十年来为国家进步、民族振兴而不懈奋斗的崇高敬意，也表现了对于推进国家进步和人民解放所抱有的热切希望。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4月下旬，临时执政府当局即查禁了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团体，国民会议运动走入低潮。此后京津等地学生因举行纪念五四运动、五七国耻等活动，与当局发生激烈的冲突，政局急剧变动，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亦随之悄然结束。